逾期未全部支付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②反映行政机关主观状态和行政活动作成机制的内部工作机制和流程。另一个极端情形是，有时举报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对有担当、敢作为的干部造成干扰，久之会让好干部变得畏首畏尾，凡事都不敢得罪人，导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官场大行其道，严重恶化中国政治生态。
高等法院在评估政府行为后，依据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法案》第733条规定地方政府一些善意的行为不产生责任，裁决政府不承担责任。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73)我国无须照搬美日伦理立法。原因在于，舆论对公职人员非善意行为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且评价过程往往存在重大缺陷，难以保证公正性，甚至有可能沦为个别人道德审判、发泄不满的工具。但若想更深入理解，还需要借助反向描述，以求力避非善意，识别伪善意，制裁反善意。
相反，责大于权时，容易诱发敷衍逃避、消极应付和为官不为，因为过度严苛的法律责任配置会在无形中唤醒公职人员的避祸心理，少干少出错、不干不出错的懒政理论和非善意思想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能解释公职人员和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都对食品安全、社会冷漠、暴力执法等问题深恶痛绝，而一旦居于特定组织之中，就可能变得面目可憎。(30)参见曹凤中：环境保护运动式执法模式剖析，载李恒元、常纪文主编：《中国环境法治》(2007年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行政法上的善意履职原则就是这样一项重要原则，它涉及法律实施的主观方面，关乎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效，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一体建设影响甚巨。但非善意并非都是由公职人员品德问题所致，行政组织内部沟通、权责配置和伦理建设等方面的疏漏，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7)三、非善意履职：反向型构及成因分析善意履职的正向界定，便于从正面理解其内涵。(43)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属性有三个层次：一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诚信原则不仅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求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⑧法律实效要求人们按照法律规范要求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二是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因而具有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弹性。
3.对自利的掩饰掩饰是指借形式合法的行为追求不正当的目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钓鱼执法、罚款指标等。事实上，政府伦理法应该规定哪些内容，在拥有不同行政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的。(52)1960年代，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公布了关于教师专业化的8条标准：①专业实践属于高度的心智活动。这固然会提升行政处罚等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水平，但也会使行政指导、行政决策等行政活动的主体性因素和职业伦理表现被忽视，从而导致行政行为作成机制中的关键要素无法得到有效规制。
巡视本身也是一种打破常规的沟通手段，跳过了许多中间层级，在组织的最上层和基层群众之间建立沟通。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机制和流程，则完全不是其关注重点，因此，确立善意履职原则变得重要而迫切。统一办案标准不搞特殊化，对于实现个案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价值，但并不代表可以忽视客观差异性。(48)参见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冀04刑终350号。
(34)三是扭曲法律目的，服务于地方、部门等小集团利益，唯上是从、上行下效、新官不理旧账，因其往往并不服务于特定个人利益，所以容易被特定群体所遵守，公职人员明知存在问题，无奈被潜规则裹挟，只能选择顺从潜规则，使其成为一种制度性、机制性的非善意。例如，当家族角色与公职角色发生冲突时，当事人不当地偏向了家族利益，就是以权谋私。
周佑勇：论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30-31页。②马怀德：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中国人大》2020年第14期，第53页。
善意履职原则是区别于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一项新兴原则，对其评价方式、标准、内容、路径、方法等，与前者有明显差异，并不是合法性、合理性原则中的主观方面和主体要件，目的亦不是评价行为的合法性。4.主体：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依靠特定组织来执行，善意履职最终落实在公职人员个体身上。善意履职原则所关注的行政机关内部工作流程和相关公职人员的主观状态，正是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所忽略的。内容提要：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行政行为应遵循合法、合理和程序正当等行政法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对行政行为作成机制中的主体性要素，即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主观状态，以及角色与功能的契合度等职业伦理问题关注明显不足，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彰。实践中，公职人员实施行政活动常常需要获得上级的批准或同意，由此带来的相关责任承担方面一直存在争议。其次是自上而下方面，表现为立法者希望行政机关为实现法律目的而充分考虑相关实践因素的愿望，难以完整地向执法者传递。
外部评价对职业伦理体系的良性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善意不仅是法律理念，也是重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
2.逻辑元点：法律实施与法律实效法律实施是与法律创制相对应的概念，是把应然法律文本转化为实然行为的过程，体现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行法律、适用法律、法律监督和公民守法等方面。(51)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④参见解志勇、陈国栋：论严格规则主义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机制，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第422-432页。②除了对成熟的行政法律理念、原则、制度进行提取公因式以外，还应把过去忽略的原则、制度、规范等建构起来。
当下，公权力领域的职业伦理失范现象还比较严重，职业伦理冲突亦大量存在，使得公职人员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应尽快建构现代职业伦理评价指导机制。(18)加拿大法律亦有善意履职免责条款，《评估复审委员会法案》规定委员会成员依法案的善意履职或行使权力行为不受起诉或其他法律程序追究。因为公职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空间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不利于维系法律与实施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营造以人为本的执法环境，维持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微妙平衡，很容易使履职走向非善意，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为此，应尽快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伦理法，确立和建构善意履职原则，规范和引导公职人员善意行使职权，以形成对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效法律机制。
2.沟通机制不畅有些非善意与沟通机制密切相关。2.对公务的敷衍敷衍是指只按照最低的标准履行公务。
如果前端制度设计科学，实施效果良好，就会大大减少非善意行为，所谓调查也就少有用武之地了。(42)参见骆意：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基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53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第60-61页。
(43)参见王利明：《民法总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7页。尽管有人认为钓鱼执法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或必要性，并非完全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31)但钓鱼执法对非法行为的诱导具有明显不正当性，容易生成利益链条，滋生腐败。
目前我们已有不同层级的伦理规范，分散在《监察法》《公务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中，但尚无专门、统一的国家行政伦理立法，应加快立法步伐，与针对财产公开、举报人保护、伦理问题调查等特定事项的专项立法相结合，建构行政职业伦理立法体系。(34)参见郭剑鸣：地方行政行为中的潜规则：形态、风险及其整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第37页。尽管如此，不应该产生以考德替代职业伦理考核的错误观念。据此，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认为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尤其是在举报非善意行为时，被举报对象大都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举报或不举报、如何举报，涉及许多微妙的因素。(30)直至党的十八大以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才使得形势真正得到扭转。
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包括公法在内的全部法律领域。1.理清权责，向下授权清晰的权责及合理的授权在理论上能够促进良好行政，但由于法律存在滞后性，实践中权责不明、授权不足的情形始终存在。
法律的实效不仅与立法质量和服从程度有关，更与公职人员对公务是否敷衍有关。(19)3.中国立法和审判实践中的善意中国法尚未明确规定善意履职原则，但在《宪法》《监察法》《公务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中，已经可以寻找到该原则的规范来源线索。
